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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控诉帕蒂上校，因为他是司法误判中的狠毒之徒（我愿意相信是不知不觉的），他更运用最为荒谬与应受谴责的阴谋，来掩盖他过去三年的恶行。
我控诉梅西耶将军，因为他是本世纪最不公平的事件之一的共谋，但其所为至少出自其脆弱的心志。
我控诉比约将军，他手上握有表明德雷福斯清白的不可否认的证据，却将它隐藏。为了政治目的，为了挽救已受连累的参谋部同僚，他犯下这起违反人道、违反公义的罪行。
我控诉布瓦代弗尔及贡斯将军
人，可贵的点不就在于“灵活”（Flexible）吗
灵活，是为了改正错误，而不是被结构、逻辑所支配
改正错误，是为了求真，那“真”是什么？
在波兰斯基这里，“真”应该站什么位置？
又有什么力量在对抗？
“真”，我认为有一个层面是“永恒”
而这里，“追求真实善良，抵制暴力凶恶”这一的人的基本追求是“永恒”；
“艺术的价值”也是“永恒”
那么问题就是——人对艺术的追求能不能僭越，或说（更中性一点）跨越对真善美的喜爱和暴力凶恶的厌恶？
无疑，艺术需要其自由否则，艺术就失去了自身
“你们德雷福斯事件动天地泣鬼神，但在这漩涡之中的诗人又在哪儿？”在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里我第一次知道德雷福斯事件，两行注解：法国军官，因涉嫌把军事情报出卖给德国，被轻率地判处终身流放。此事在法国引起轰动，且一浪高过一浪，造成了第三帝国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控诉》应该算一个回应。
很像是《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的反面，以调查者而非蒙冤者的角度叙事，尽管“我控诉”这个名字听着激烈许多。左拉的文章之后，我以为，是舆论的一呼百应
我对法国历史所知甚少，第一次听说“德雷福斯事件”是在观看一个揭露左拉死亡之谜的纪录片时。影片中，探秘者提到，这位伟大的作家因为在《曙光报》上发表了题为《我控诉》的文章而受到当时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情绪高涨的法国民众的抨击。（在文章中，左拉为一个被冤枉成“叛国贼”的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大胆发声，他控诉了当时的政府、军队、司法体系和所谓公正、客观的“科学调查”。）左拉因为站在了大众和权势的对立面招致祸患，他被判处巨额罚款，还被迫跑到英国避难
波兰斯基来拍“我控诉”，仿佛是一场反讽的行为艺术。不过手艺好到一定程度，让观众连反讽都忘了，于是乎只剩下艺术。
德雷福斯的世纪冤案，经过波兰斯基的讲述，居然成了一个与正义无关的故事。
十九世纪末，一个被腐朽的法国军队和一堆偏颇的种族主义者草草定罪的犹太人，背着不实罪名被流放多年。而他当年在军校的恩师为了将真相公之于众而经年奔走，甚至于自己也锒铛入狱。这听起来多么像一个为了还爱徒公道而倾尽全力的个人英雄主义故事——可拍电影的是波兰斯基，怎么可能。
导演时不时穿插倒叙
我控诉：饱满！2020年2个国家2部政治历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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